王邦佐先生的为人、为师与为学

王邦佐(1934—2021),湖北武汉人。政治学家。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曾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校长办公室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等职。曾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顾问,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

独自撰写或合作撰写了《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政治学概要》《政治学辞典》等著作、教材、工具书近30部,发表论文150多篇。1995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18年获上海市学术贡献奖。

作为著名政治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作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数十年里,王邦佐先生一直推动着政治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复旦政治学人。

一位学人的角色往往是多元的,为人、为师、为学,多元角色相互联系,或者说也融合在一起。王邦佐先生还有一个“为官”的角色,他做过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但按照儒家传统,“为官”即“为师”,而且我也更情愿用“为人”“为师”来涵盖先生“为官”的一面。

先生出生在湖北省汉阳县农村。汉阳县现在是武汉市蔡甸区。我有两次与先生一起到武汉出差,随他去过那里。蔡甸离武汉市中心也就几十公里,但给我的印象已经是穷乡僻壤了。有一年是冬天去的,车子开不进去,走了蛮长一段化冻了的泥泞小路才到了先生的老家。不过,那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

早年,王老师的父亲在汉口当店员,母亲在家乡种地,共养育6个孩子。“小时候,我帮母亲干过农活,放过牛。”——当我第一次听说老师放过牛时,眼前便同时浮现出“汉阳放牛娃”与“上师大校长”的叠影。“王老师,我建议你以后写回忆录,书名就叫‘从放牛娃到大学校长’!”老师微微一笑,未置可否。“我九岁时,父亲病故,从此家境每况愈下,两个弟弟因病无钱医治而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母亲求助在上海的姑妈和堂兄,本想让我去做童工,后因长得瘦小又不懂沪语而未能如愿,只好找了所小学继续读六年级。”老师深情地回忆道,“不久,上海获得解放,百姓获得新生。我依靠甲等人民助学金读完了初中。接着,堂兄联系好了一家工厂,让我去当工人。班主任竹老师知道此事后却认为‘辍学可惜’,并表示,如果是经济原因,她个人可以做些资助。堂兄听后很是感动,便放弃了原来的安排。”由此,王老师获得了升高中、考大学的机会。“后来,每逢春节,不管风雨冰雪,我都会去竹老师家拜年,直至她老人家仙逝。”

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奠定了先生的人生底色,这是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基本色调。在先生担任上海师大校长和上海社科联党组书记期间,我多次因公务随同他出差。我们出差,交通从来就是坐经济舱、火车硬座,如果火车路途很远的话,也就是坐硬卧。住宿是普通宾馆的标准间,我们两人住一个房间。有几次在北京、成都办事,先生执意不肯打出租,而要坐公交车,还跟我说了一个应该谁都不大信服的理由——公交车比出租车快。因为这些经历,我那时一直以为,他这样级别的领导享受的待遇本来就是跟我一样的。

有一次,他坐在我的普桑车上说,这车也不错啊。然后还跟我争论,说坐车的目的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既然如此,普桑车跟豪车不是一样的吗?我就跟他说,同样有房子住,张家是茅草房,李家是砖瓦房,能一样吗?先生还是坚持说,差别不大的。

我与先生的来往比较多,因开会等公务活动也常有机会搭乘先生的公车去这去那的。在我的印象中,师母好像从来没坐过先生的公车。为证实此事,去年我曾经专门打电话给多年为先生开车的司机谢师傅,谢师傅先是果断地说师母确实没有坐过先生的公车,但过了几分钟又给我回电话:有两次陪伴先生去医院看病坐过,这个算不算?

2018年,王邦佐先生获上海市学术贡献奖。该奖项主要奖励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上海学人,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出三到四位获奖者,这被认为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最高殊荣。当年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有一项议程是市委领导给学术贡献奖的获得者颁奖。那时,先生已经在华东医院住院一段时间了。会议组织者把邀请先生出席颁奖仪式的任务交给了我。为此我曾两次到先生的病榻前,跟他说,到时候我自己开车接送您,先生才勉强同意。先生一向信任我,还一直夸我开车的技术特别好。

其实先生非常看淡类似这样的奖项。他曾经多次说,自己并没有多少值得奖励的业绩,都是大家一起干的。如果不是考虑到这种奖项对政治学学科的影响,他甚至会婉拒参与评奖。

先生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并不是刻意的,不是一定要做出那种让人家看到“我很清廉”的样子。这就是他为人的底色,轻松、淡泊、坦然,亦怡然。

2018年先生获得上海市学术贡献奖之后,有媒体给先生做了一个长篇专访,题目是《“实事求是,留有余地”是我一生的行事准则》。因为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等原因,先生与几任校长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并深深受到两位知名校长两句格言的影响。“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就是谢希德校长给先生的寄语。

谢希德校长对我的影响也很深,我很尊重她。我去上师大当校长前,在复旦当校长办公室主任,有一天我找到她,说,我要走了,你能不能给我留几句话,给我些建议。她说可以啊,你不是经常讲实事求是吗。我说对啊,她说我再送你四个字,叫“留有余地”。

这里之所以说“谢希德校长对我的影响也很深”,是因为苏步青校长的一句格言对先生的影响同样很深。

有谚语说“名师出高徒”,但苏步青校长常说“高徒出名师”。王邦佐先生常常提起苏老的这句话。他对这句话的解读是,对我们老师的评价,主要是看你是否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学生。

先生对学生的培养,完全不是那种严格要求、施加压力的严师风格,而是创造条件、积极鼓励、真心助力。

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96岁高龄的李幼芬老师的电话,她有事情一定要跟我说,是关于当年邦佐老师如何竭力推荐后辈学者评高级职称的。20世纪80年代初,刚恢复职称评定不久,李幼芬老师当时是国际政治系的党总支书记,负责起草相关报告,还是讲师职称的邦佐老师有资格晋升副教授。她记得,邦佐老师专门找到她,说有位年轻老师非常出众,应该符合破格晋升副教授的条件。李老师说,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啊。邦佐老师马上说,材料我给你提供,报告我帮你起草。虽然隔着电话,但言谈之中,我完全能感受到李幼芬老师这位更年长者对王先生的敬佩。

当年政治学专业新增副高职称的名额非常紧张,为了能够保证特别优秀的后辈学者获得晋升,先生起草拟晋升名单时,有意把后辈的名字排在他之前,好在两人都顺利晋升了。这段老师与学生同时晋升副教授的佳话,一直为同行学界津津乐道。

早年,先生受邀为上海大学分校的一个社会学专业本科班讲授政治学原理课程。授课期间,有位同学听课非常认真,还经常向先生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位同学本科毕业的时候,先生积极与学校人事处商量,让这位同学到复旦任职,边工作边深造。后来,这位同学还到美国攻读了博士学位,并成为知名的社会学教授,在政治社会学领域颇有建树。

先生常常用“激将法”来鼓励学生,通常会说,谁谁谁的学位论文都答辩通过了,你还写不出来?谁谁谁都评上职称了,你还不行吗?这话要是被“谁谁谁”听到了,或许还会产生误解。

我们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先生如果有什么研讨会、座谈会之类的,通常会把我们叫到他家里。说几号几号,我要去参加市里领导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就什么问题听取专家意见,叫你们过来帮我一起想想,我去讲些什么。然后我们就七嘴八舌,一场“头脑风暴”。我相信,先生几天后的发言一定精彩。其实,先生的这个方法,既充实了他会议发言的内容,又启发了大家思考这个问题的思路,让我们有了进入角色的机会,提高了思考现实问题的能力。

先生说,跟学生打交道,最大的心得就是要相信学生,与学生打成一片。他对学生的大度和宽容令很多人为之动容。先生还说过,“如果学生犯了点小错误,我来承担责任”。一位多年前移居海外的同学曾非常动情地跟我讲了这样一句话,“王老师的学生就是王老师的学生”。这句话看似同义反复,但表达的确实是真实情感,因为他就曾碰到了先生要为他承担责任的事情。有一次,那位同学在校园里偶遇先生,先生就问:你干嘛去了啊,怎么好长时间不来找我啦?同学胆战心惊地回答:王老师,我不好意思来找您,犯错误了。哪知老师马上说:没事的,我帮你作证。当然,实际上先生事先了解了些情况,觉得事情不大,才说得这么爽快。但就这么一说,那同学顿时眼泪哗啦啦流下来。

先生对学生的真心助力,不是偏心和袒护,而是希望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业绩来获得单位和社会的认可。尽管先生会尽一切可能帮助学生成长和发展,但是他非常不希望周围的人们感到某人的成长和发展是因为他特别照顾的缘故。有时候,他甚至很直白地说,如果人们都感到你的职务或职称的获得是因为我王某人的照顾,这对你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先生出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之后,便有意在上师大把政治学学科也建立起来。那一年某个周末的上午,先生骑着自行车来到复旦大学的集体宿舍找我,开门见山地说,这样吧,你到我那里去吧。接下来的几周内,先生就让学校人事处搞定了我的一切调动关系。在我正式入职上师大的时候,先生跟我约法三章:第一,评职称我相信你的实力,到市里参加打擂台,不参加学校评,不占学校的名额(为了激励年轻教师成长,曾有几年市属高校每年举行一次全市性的统一高级职称评定);第二,在我当校长期间,你不可以参加各类评优活动;第三,我也不会考虑你担任什么领导职务。我深切感到其中的真爱和深意。

先生鼓励学生关切社会,尤其是对我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问题发表真知灼见。先生的理由也非常独到,他说,和任何事物一样,政治问题也是科学问题,列宁说过,政治是科学,也是艺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政治也是最容易被人谈论的领域。先生经常对我们学生辈说,你们懂专业的,一定要多从专业的角度说话,不然,很多问题会给人说得越来越偏。但是同时,先生也要求学生,要把专业的话说得让内行和外行都能听懂,都能理解。他在为学生的文字或者观点把关的时候,说得最多的大概就是:“这个观点,内行人看了没问题,外行人看了会认为有问题。所以要做些调整。”

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等学科要“补课”。先生在政治学补课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也奠定了他在政治学界的重要地位。

北京大学王浦劬教授曾经这样评价:“王邦佐教授长期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是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的主要奠基者和创始人。1982年,为了响应关于政治学‘要赶紧补课’的号召,王老师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毅然主动请缨,主持创办了全国第一届(也是唯一的一届)政治学讲习班,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亮相、启蒙、播种作用’(著名学者夏书章先生评价),并由此直接推动了中国政治学学科的恢复,同时也奠定了上海政治学学科在全国的‘重镇’地位。”

我本人非常有幸,成为在政治学学科“补课”过程中最早“被补课”的学生之一。

那是一年暑期,我们十多位政治学专业在校硕士研究生正在各自的家乡度假。假期还没过半,我们都收到了先生的一封亲笔信。那时候不像现在,不用说手机,就是固定电话都没有,只能写信。

先生来信的主要内容是,全国上下正在学习同志的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请大家尽快回校,认真研读和讨论。先生说,这是政治学的权威教材,也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纲领性文献。紧接着,我们这些研究生纷纷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回到了学校,进行了多次专题研讨活动。

为了“补课”,先生当年真是费尽了心思。补课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补课?应该补什么课?这是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我还清晰地记得先生在课堂上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先生说,补课的原因不外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在理论方面,因为多年来我们对政治学等学科的忽略,使得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成为空白;在实践方面,政治学等学科的缺失,也可能是刚刚结束的“文革”之所以发生的一种文化性和知识性的根源,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有经济方面的改革,还有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而为了有效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就需要有政治学的理论研究。

1982年,复旦举办政治学讲习班,先生是主要组织者。从讲习班安排的主要课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先生对“补什么课”的思考。讲习班为学员开设了6门主干课程,包括王邦佐与孙关宏老师的《政治学原理》、徐宗士老师等的《比较政治制度》、夏书章与周世逑老师的《行政管理》、朱维铮与李华兴老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李昌道老师等的《法学基础》、龚祥瑞老师等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另外,还开设了“美国政治制度”“政治家论”“西方政治思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民国政治学”等系列讲座。当然,先生关于“补什么课”的思考,事先听取了很多前辈和同道的意见。据孙关宏老师回忆,为了考虑在讲习班上讲什么课、请谁来讲什么课、请谁来开什么讲座,王老师与孙老师跑了很多地方、见了不少人,皮鞋都跑坏了两双。当然成效也十分显著,当时国内的老一辈知名政治学者都很支持,几乎全部被请到讲习班授课。

对“补课”的思考和实践直接影响到先生对于我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和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认识。

我们在先生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大纲》等文章、参与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政治学辞典》《政治学概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著述中,不难看到先生很多关于政治学理论的原创性观点,以及他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和探讨。这些研究和探讨无疑为我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日益明晰,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了贡献。

政党制度在政治学理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先生较早涉足了关于政党制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1984年,先生与陈其人、谭君久合作,撰写了《美国两党制剖析》一书,系统分析了美国两党制度下民主政治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化,这是新中国研究西方政党制度的一部较早的也是较成功的学术专著。1988年,先生与胡伟合作发表了《中美两国政党制度的功能比较》一文,指出美国政党制度中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影响民主价值的弊病,并进一步讨论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如何避免这些弊病的问题。在关于政党制度的研究方面,先生将生态政治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政党制度研究,在社会诸系统中探寻不同政党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性渊源,使政党以及政党制度的研究得到了深化,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政党制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1997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先生等主编的《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200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先生主编的《中国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

先生对于我国政党以及政党制度的研究,不仅包括一般理论以及对中国的研究,也涉及对派、统一战线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先生主编的《中国统一战线史》一书,从史学的角度,生动、详尽地阐述了统一战线的政治性、价值性功能和意义,也突出了各派、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在统一战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先生看来,统一战线是中国和各派的共同选择,这是因为彼此具有共同的利益与目标。该书出版之后,有评论称,该书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统战史,国内有关研究机构亦有较高评价。先生一直认为,关于对我国政党以及政党制度的研究,不仅需要研究中国,也要研究各派。1986年,先生与孙关宏共同署名,在一个内刊上发表了《关于我国派作用的思考》一文,从派的参政作用、监督作用、服务作用和桥梁作用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派成员的实质性参与及实现派系统化、组织化、全面化和法制化监督的建议。这些学术思想在学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恢复,与改革开放的推进同步。先生在致力于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构的同时,也涉及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治学议题,包括干部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国两制”及其主权与治权关系等。今天看来,先生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和思考,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汇集了先生 60余年学术生涯之精要。

先生对政治学的这些思考和探索,无不源自他对学术的强大信念,无不源自他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021年8月20日晚间,先生已处于弥留之际,师母正式告知我,老师早在2012年10月22日就写下“叮嘱”:在他走后,一、不举行任何悼念活动(含告别式);二、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三、谢绝任何人到家探访;四、外地亲友勿来沪;五、遗体、器官捐献。师母还说,2016年8月26日先生再次住院,还特别说明:2012年10月22日的“叮嘱”继续有效。很多人都对先生为其人生画上圆满句号的方式表示敬佩,我也是。先生的学术情怀和家国情怀,贯穿他生命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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