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徐那些令我难忘的小事儿

1月4日下午,接连接到报社几位老友传来的信息 –老徐病重进ICU了。我心里默默为老徐祈祷,希望他能度过难关,重新回到我们中间。

没有想到,老天没有拉住老徐的手,他还是急匆匆地走了。1月6日清晨噩耗飞来,报社同仁痛惜、怀念之声一片。

办公室里共有四位报人:老徐、梁长春、马北北和我。老徐是唯一有官衔的——经济部副主任。

老徐是超级坐得住的人。每天早8点,他准时到报社上班,然后提着铁皮热水瓶到楼下打一壶水,接着他就像铁板钉钉一样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了。他一边抽烟,一边静心地翻阅各家报纸,或细读他从图书室借的图书,不时做做笔记。他的言语很少,记得有一次人事处有事找我,听到我走进办公室的声音,他只说了一句。“人事处叫你去一趟。”连头都没抬。

中国青年报业务民主的空气是很浓的。当时要求编辑部的编辑每年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下基层做专题调研,一些重头稿件还会让部门同事人手一份小样,充分征求意见。有一次擅长写评论的老徐下去调研回来后,尝试写了一篇人物通讯,没想到被部门几个年轻编辑七嘴八舌给否了。老徐也微笑着接受了意见,并没有凭藉自己有发稿权强行发排见报。

老徐话虽不多,说起话来却分量很重。我到报社第一年的冬季,不知是做年终考核还是党的什么活动,人人都要在部门会议上做自我小结,然后请大家评议。老徐的意见往往最为严厉,印象中当时在我们部门工作的米博华还因为老徐的批评意见委屈得哭了。

这严肃的氛围把刚刚到报社工作的我一时吓得够呛。后来觉得,不管是记者的工作作风还是稿件质量,不严格要求,行吗?

可以说,我们报社的年轻同志是看着老徐迅速“成长起来的。老徐先是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先后被提拔为报社副总编辑、总编辑,再后来集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于一身。

老徐的水平在报社是公认的,尤其是理论水平、政策水平。老徐每一年的记者会讲话、报社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都堪称一篇高质量的文章,串联起来,就是一段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闻史。

注意听取多方面意见,从善如流,也是老徐的工作作风之一。1999年澳门回归那年,我和老徐在东兴楼接待了澳门基金会主席吴志良后,一同从海运仓胡同步行回报社。

当时报社正在酝酿各部门主任竞聘上岗的改革实验。但是地方记者站记者统统被排除在外。因为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体制内人才流动的机制还很僵化,从外地调入北京工作的同志受户口的影响,无论是住房,还是孩子上学,确实存在很多实际困难。

我对老徐说,”老徐,我们很多地方记者是很优秀的,也拥有很多的资源,但是一旦年龄大了,他们确实也面临着转业的问题。如果报社实行竞聘的政策对地方记者放开,报社还可以留下一些好的人才。“ 我还补充了一句,“现在人才在整个太平洋都可以流动,为什么在中国青年报就不可以?”

这话老徐显然听进去了。经过一次党组会后,地方记者也拥有了竞聘编辑部岗位的同等资格。

有一段时间,记者部只有我带着行政副主任赵异还有邢玲玲两个人拳打脚踢。有一天老徐踱步到我办公室、询问我对副手有没有考虑的人选。我告诉他,我想要叶研(第四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相信这个天生的海狼对带领中青报记者队伍有好处。”据说,党组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相信一定是老徐做了工作,最后还是让叶研到了记者部。我和叶研共事十年,友情深厚。

身为领导,老徐绝对廉洁、自律,令人尊重。我在报社担任记者部主任二十多年,选配记者是我的重要工作之一。我明明知道已有人通过关系找到老徐那儿公关了,但我从来没有接到老徐一个招呼,不管是电话还是当面的。他给你充分的信任,绝不用个人权力来干涉你的工作。

但老徐又是爱才的。每年大学生毕业季,我们也会从中物色一些新人,我每次把初选的名单及个人作品送到老徐那儿,他都会认真看过。

武汉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吴湘韩求职本报,老徐看过所有材料后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用手指点了点吴湘韩的论文,简单说了一句,“这个学生的论文不错。”事实证明,老徐看人很准,吴湘韩入社以后,业务强,工作勤奋,是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的获得者,新近被提拔为报社副总编辑。

对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老徐总是连连摇头,表示不满。有一次,我的分管领导对我说,我发现,老徐对某某人特别没兴趣,每次研究人事问题时,一提起此人,老徐就皱眉头,根本无法进行下去。”事后我得知此人按社会通行方式给老徐送过礼,老徐不仅拒绝了,而且从此对此人的人品也有了看法。

两年前,老徐的独生女儿因患癌症不幸去世,这对老徐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没想到,在2020年4月26日报庆那天,老徐居然也来了。一看见他,想起他的种种不幸,我一阵心酸,忍不住想哭,但老徐一如平常,见到老报人都频频点头,平静地回答每个人的问题和问候。

这两年,时有老徐身体不好的消息传来,我们还相约去医院看望过他,但是我还真不知道他得了要命的癌症。

About the author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